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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预期的权力转移正促使竞争中的超级大国将通用人工智能视为战略优先事项。尽管目前尚未出现由通用人工智能引发的极端权力转移，但近期政治动向表明，各国政府正日益将先进人工智能视为经济与军事竞争力的关键决定因素。美国将AI领导地位视为国家安全的关键，并对中国实施了半导体出口管制。中国方面目标在2030年成为全球AI领导者，并正在加速实现其AI供应链本土化的努力。美国和中国都表现出对通用人工智能的战略认知和政策雄心，这导致部分欧洲观察家认为两国正陷入一场通用人工智能竞赛。除两个超级大国外，越来越多的非欧盟AI中等强国正在以可比的战略严肃性对待AI，并寻找回旋余地。英国希望将自己定位为“AI制造者，而非AI接受者”，并与美国超大规模云提供商、AI公司和芯片制造商建立了310亿英镑的投资伙伴关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计算能力视为摆脱石油依赖的机遇，其国家支持的AI投资工具MGX是美国星际之门Stargate项目的主要资助者之一。新加坡则正在成为AI安全外交的领导者，其新加坡全球AI安全研究优先事项共识汇集了广泛的AI研究人员联盟，阐明了AI安全研究的共享全球路线图。

　　在竞争定位与杠杆维度，欧洲在大多数AI竞争指标上处于落后地位，其战略杠杆提供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有限。具体而言，欧洲的AI模型落后于美国和中国模型6到12个月；欧洲仅拥有全球AI计算能力的大约5%，而美国约占75%；欧盟初创企业仅吸引全球AI风险投资的6%；欧洲的能源成本显著高于美国，并且大量顶级AI人才流失到资本更雄厚的美国公司。理论上，欧盟的市场力量和瓶颈点，如荷兰公司ASML在极紫外光刻设备上的垄断地位，赋予了欧洲杠杆，也即可以谈判获取外国前沿AI和计算能力，并在AI法案之外影响全球AI治理。然而在实践中，这些杠杆受到地缘政治敏感性以及合作伙伴对更具变革性AI系统扩散的潜在担忧的制约。

　　为什么是报告而不是具体的行动建议，报告分析的原因如下：首先，当前形势的利害关系极为重大，政策应对措施若力度不足往往会产生灾难性后果，而决策失误则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其次，通用人工智能可能比以往任何技术都更深刻地跨越政策领域。从经济政策到安全政策，从社会政策到外交政策，所有领域都可能受到影响，这些领域之间既存在重要协同效应，也存在重大权衡。因此，人工智能防范需要一套连贯的政策组合，既要反映这些相互依存关系，又要基于共同的假设和战略优先事项。再者，技术细节至关重要。因此，需要通过严谨且权威的流程产生的深入、全面的分析，以更好地为通用人工智能做好准备。

　　此前，德拉吉报告展示了高层政治支持与严谨技术分析相结合，如何在政治注意力滞后于地缘政治现实的领域改变政策辩论。其影响力基于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明确授权、由高度权威人物领导的专家流程产生的可操作提案，以及使现状更难辩护的公开发布。通用人工智能准备报告应在战略聚焦、适度雄心、智力独立、操作具体性、欧盟与成员国整合以及由具有高层政治支持的多元化敏捷团队执行等方面借鉴德拉吉报告的经验。同时，报告也需要超越德拉吉报告的方法。例如，许多与通用人工智能相关的杠杆位于国防、安全、情报合作等成员国主权仍为核心领域的范畴，报告需要具体说明哪些行动需要布鲁塞尔层面的协调，哪些需要国家主导，并定义确保两级行动协调一致的机制。

　　同时，报告应解决与通用人工智能相关的三个核心挑战，即在保持主权的同时获取经济利益，为社会快速变化做好准备。报告必须确定哪些能力可以从合作伙伴处获取，哪些需要欧洲控制，以及欧洲应如何投资国内能力，应阐明欧洲社会如何为潜在的劳动力冲击和新安全威胁做好准备，同时建立应对不可预见挑战的国家能力。最后，报告应阐述欧洲对稳定国际通用人工智能治理的愿景，并将欧盟定位为一个致力于安全、合乎道德的AI发展的可信且有影响力的行为体。